[44]既有研究以信息内容、传输对象等标准限缩通信的范围，理论和实践上均有缺陷。

有些则是需要从外部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予以激活和保障的。权益保护和监督行政只是纠纷解决延伸出来的附带和次要功能——行政复议机关通过解决行政纠纷，同时达致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效果。

当事人在面对纠纷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心理偏好、生活经验、实际需求等情况以及各纠纷解决制度的特点选择一个最适宜的。行政复议机关作被告之所以能够发挥确保和督促其严格依法、准确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作用，并不是因为行政复议机关担心作被告，而是担心作被告后可能导致的败诉以及由此触发的行政系统内部的考核与追责等一系列问题。依靠诉讼包打天下的想法不仅变得越发不现实，而且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给法院带来较大负担和压力。这个可交由司法部负责，由其在全国范围内每年遴选一批代表性的行政复议案例，借此打造行政复议名片。从实践来看，此种例外情形很少发生，申请人提出要求，行政复议机关鲜有接受。

关于这一点，笔者会在下文中进行详细论证和说明。 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视域中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面相根据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意旨，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面相主要体现在复议主体、复议过程以及复议决定等事项上。《宪法》文本之外，也有一些并未出现在正式文本中的语言概念，同样构成了宪法语言的一部分，如单一制法律保留等。

明确采用该逻辑的司法实践，参见美国民权系列案，Civil Rights Cases, 109 U.S. 3, 20 (1883).[87] 海德格尔，见前注9，第213-218页。既然作为纲领，自然要以一种积极姿态引领立法不断发扬，而不只不抵触就够。（二）母法的逻辑：积极繁衍的社会主义纲领当下论战中，母法首当其冲受到了两面夹击，是争议的中心。[56]其中，总纲是整部宪法的统摄，宪法其它部分（尤其是基本权利）是总纲的延伸。

[18]在法律世界中，二阶规则是一阶规则的基础。[49]比如1940年，毛泽东曾认为宪法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即鲜明地体现了此种宪法观。

[32]总之，人们一旦要主张宪法是某一种东西，就要否定它是矛盾的另一种东西。[62] 参见郑贤君：作为宪法实施法的民法——兼议龙卫球教授所谓的‘民法典制定的宪法陷阱，《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3页。[92]这也解释了为何基本民事制度不属于地方立法范围，倘若地方性立法对《民法典》解法典化，这不仅是民法问题，更是宪法问题。在此意义上，我国宪法所保障的一切自由既是消极的（对公民而言），又是积极的（对国家而言）。

张翔集中总结了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2]奠基于这样一种广为接受的宪法形象之上：宪法仿佛是一个辐照八方的光源，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所有部门法生活的展开。[93] William N. Eskridge, Gadamer/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90, No. 3, 1990, p. 679.[94] Civil Rights Cases, 109 U.S. 3, 22 (1883).[95]参见王锡锌：数治与法治：数字行政的法治约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6期，第25-26页。[69]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力图克服政治宪法学那种决断背后的意志论糟粕，拒绝元规则领域无法可依，而把它替换成了更稳定、更清晰的二阶规则或结构性规则。当保障自由逻辑无法构成国家权力运作的限制性目的，甚至被结构性地忽视时，母法越是偏颇地繁衍增殖，与自由保障的公法逻辑冲突就越是严重。

比如，人们可能会认为：宪法本质上就是限权宪法，而母法则是受前苏联维辛斯基等人宪法理论影响模糊了公民对峙国家的宪法秩序结构，是一种应当抛弃的错误理解。二阶本质的宪法，无论在立法、释法抑或其它阶段，都无法跨越本质鸿沟去处理部门法的一阶问题。

但在这里，笔者只想从自由保障法这个角度入手。比如《宪法》第22条文物保护条款，看似并不根本，只是普通事务。

即使它有种种不足，批评也应该是尊重前理解的对话，而非彻底否认它。参见施米特，见前注34，第59-60页。注释:[1] BVerfGE 7, 198 ff.[2] 参见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6页。[24]但无论如何，这是我国学界对具体化一词的一种重要理解。（2）收缩具体化的边界。但仔细思考，它其实隐含着一个自我否定的悖论：如果宪法涉及一切，那它又如何可能足够根本？当宪法本身包含的内容愈多、所涉及的法律领域愈广，它的根本性愈可能面临追问：根本与普通的区别是什么？植树造林、保护林木难道能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样根本吗？本文认为，中国宪法之有别于母法的根本法逻辑，系源于它作为一部现代宪法的内在需求：当多元的内容、广泛的目标并存于宪法时，它必须以一种内敛的姿态反思什么是其真正的根本？作为现代宪法的起源，《魏玛宪法》的他山之石，或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

[69] 表面上看，陈景辉、姜峰都拒绝使用根本法概念，但实际上，由于陈、姜都不约而同地追问什么才有资格作为元规则，其内在逻辑与（元规则意义上的）根本法是一致的。[16] See 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79.[17] Ibid., p. 81.[18] See Hart, supra note 16, p.94.[19] See Hart, supra note 16, p.94.[20] 参陈景辉，见前注6，第296、303页。

[25]如此一来，陈文对具体化的批判便似乎是在打稻草人。[5] 参见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97-108页。

另一方面，作为论战对手，部分民法学者却回避甚至厌恶一个前提：现行宪法中社会主义对于市民社会的基本态度与定位。[22] See Hart, supra note 16, p. 81.[23] 参陈景辉，见前注6，第299页。

[48] 参见翟国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念史：超越事实论的变迁，《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156页。哲学诠释学并不会否认任何一种宪法本体，它只是强调要用对话代替断言，或者说，是要追求一种启发性治疗性的对话过程，反对单一视域的垄断，追求不同视域彼此的融合。而二阶规则，则是关于如何引入新一阶规则、废弃或修改旧一阶规则、决定其范围或控制其运行的规则。某种意义上，它与《魏玛宪法》的多元内容并置有相似之处。

最后，第三部分试图借鉴哲学诠释学有关存在与时间（历史）问题的思考，探讨矛盾背后的深层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宪法这种多元复合的存在？我们可否用某种类似自然科学的思维，将它化约为单向度的本质，将我国宪法在历史中形成的某种意义贬斥为历史的偶然？[11]基于对这种思维的反省，本文提出了自身的理论方案。其一，中国宪法有着久远的母法（社会主义纲领）传承，这种基于国家目标、要求积极实施的宪法逻辑，是宪法具体化为部门法的核心理由。

[16]在哈特看来，法律分为两种规则：类似刑法那种直接规定人们具体该作什么、不做什么的行为规则，是为一阶规则，自原始社会早已有之。这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受近代自然科学思维影响、流传至今的一种思维现象。

惟其如此，宪法也才能吸纳共同体的重大分歧。在此前提下，如果我们用某种符合自己观念的理想概念去偷梁换柱地剪裁实定宪法，把凡是不符合自己理想的那部分宪法内容开除宪法籍，不仅可能遭受削足适履的质疑，更有可能使宪法在面对重大社会争议时，不但不能成为凝聚共同体的依据，反而使宪法不同条款成为各执一词、撕裂共识的根源，因为论战对手也可以同样选择性地剪裁宪法。

关注语言背后的意义（而非抽象地讨论宪法本质），对于深化理解宪法的某一维度也大有裨益。施米特的问题意识是：在《魏玛宪法》多元内容的背后有着几条不同的脉络。[81] 参见夏正林：宪法的‘根本法说之辩立——驳‘母法说，《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57页。在起草1936年《苏联宪法》时，斯大林一反1918年《苏俄宪法》的纲领定位，认为宪法和纲领有重大差别：纲领说的是还没有的东西，宪法说的则是已经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

惟其如此，如同成员众多的大家庭中，为母者不可偏心，家庭成员方能和谐共处。自哲学诠释学视角，宪法的存在依寓于时间（历史）。

它们可以围绕着具体的宪法语言，形成不同的解释方案。[83] 参见海德格尔，见前注9，第4页。

然而，陈景辉的宪法二阶性理论，犹如渔阳鼙鼓动地来，在颠覆诸多学科常识的同时，也锐利地揭破了过去被模糊掩盖的深层矛盾。所谓二阶性（secondary），系英美法学中一阶性（primary）之对称。